查看原文
其他

蔡善康 2018-05-29

 

作者简介

本文作者


蔡善康,1951年生,66届初中毕业生,现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安徽省作协会员、省剧协会员、省音协会员、省民间歌曲研究会副会长、巢湖民歌研究会会长,长期在文化和旅游部门工作,擅长戏剧诗歌散文文评等创作,多篇(首)在全国或全省获奖,出版学术著作4部(其中个人撰著1部,主编3部)。

 原题

我的文革:一地鸡毛

(五章) 



52年前的五月,我们一批66届的初中学生,正秣马厉兵准备迎接中考,可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这一天,一个具有“划时代意义”的“政治檄文”问世,这就是史称“五一六通知”的中央文件。从此,彻底改变了我和同学们的人生轨迹。      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曾用名


在我看来,大凡有曾用名的人都应该有些神秘或是伟大,比如影视、小说中的那些地下人物总是名字换来换去的。还有那些大作家们,如鲁迅、巴金、茅盾……他们发表作品都喜欢用笔名,更不用说那些伟人们曾有过的李德胜、胡服、伍豪之类的曾用名。


原先以为,笔名和曾用名的意思都差不多,无非给自己多加一个符号。谁能想到,我们这些无名的凡夫俗子,居然会有机会感受一下曾用名的滋味?记得在1966年夏天,初一、二年级的同学早已放暑假,学校里只留下我们应届的初三毕业班,大约有两百个学生在坚持“停课闹革命”,每天无休止地学习“两报一刊”的社论。为了不让自己“落后”,每天都要搜肠刮肚地写揭发老师们“反党言行”的大字报,有时候,还“喝令”老师们在自己的大字报前大声朗读自己的“罪行”,念到自己姓名时,还逼着他们改称“我”,弄不伦不类,窘态百出,现在回想起来,恨不得狠抽自己的耳光。


面对久久重复的疲乏而腻味的日子,同学们真渴望来点有刺激的动作。果然,那个难忘的8月18日,在领袖第一次接见革命小将时,有个叫“宋彬彬”的女小将,听了领袖“要武嘛!”的一句最高指示,忽然立竿见影,公开宣布改名为“宋要武”,从此一股“改名”的革命行动席卷全国,生在小地方的我们,自然也是不甘落后闻风而动。


一天中午,校门口传达室的墙上,一位“左派”同学,贴出了一个气势汹汹的“郑重声明”,大意是为了响应号召,自即日起,本人原来的名字改为“XXX”,以示和封资修观念的决裂。新改的名字果然是非常红色、非常革命。这无疑给僵死沉闷的校园,注射了一针兴奋剂。不到半天时间,就像变戏法似的,传达室和财务室长长的墙面贴满了千篇一律的“郑重声明”,什么宝啊、贵啊、财啊、美啊、丽啊、秀啊、莲啊的名字通通“废除”了,新名字没有了性别差异和个性特色,清一色“文革”“红卫”“红星”“拥军”“爱党”“卫国”之类。


我觉得,我的名字比较中庸,不太赤裸裸的求财求福,大概算不上封资修。可是,一位左派同学提醒我,按照家族的辈分字起的名字,说明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,这一说,确实吓得我一身冷汗。我想,何不趁此机会和黑五类家庭决裂,彻底斩掉这个拖累我的尾巴呢?于是,我贴出一纸声明,改名“扬斌”,母亲姓“杨”,我舍不得放弃她,但用的是发扬的“扬”,意思是发扬文武双全的理想。


改名闹剧折腾了大约一个礼拜,随着一夜风雨袭来,满墙的红纸流着黑水、红水,稀里哗啦漫遍校园,以致那些火辣辣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让人留存记忆、归档入籍。人们照样呼叫着老名字,我有些失望。


最让我伤心的是,在“升学推荐”会上,学校文革领导照样按我的老名字查档案,翻我的“老底”,照样揪着我的“黑尾巴”不放。当然,大家和我一样,除了自我安慰,说明自己曾经表过“忠心”外,“曾用名”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运,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!。可既然公开声明了,就不能“赖账不还”。有了这个曾用名,就不敢隐瞒组织,我从娘胎里起就不会撒谎。


没想到,填这样的曾用名后来给我带来了麻烦。一次公社对下乡知青要填一次摸底调查表,当然也少不了查三代查五父。我在曾用名栏也老老实实地填上了“扬斌”,结果,招来了一次长时间的审查,老是问我为什么有曾用名,用曾用名干了些什么事?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把话说清。事后,我和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,他把我狠狠奚落了一顿,说我是“诚实过了头”“吃亏自找的”。我想想,他确实比我高明。


从那以后,每逢填表,看到曾用名一栏,我都朝它啐一口水,狠狠地在上面划上一个叉,觉得这才解气。在我从事文学创作后,有人建议我用一个有品位的名笔,我连连打躬作揖,“打住打住,本人叫蔡善康,今生今世,行不改名坐不改姓!”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荒唐的“审判”

 

那是一个黑色的夏天,酷热交杂着心头的焦躁和迷茫。初一初二的学生都已放暑假,例行的中考“大典”已被暴风雨刮的无影无踪,剩下的初三毕业班学生在期待着命运的安排。教室里,一场令人尴尬的“审判”正在进行。主持人是学校食堂里一位T司务长,因为他是在党的人,所以这份“光荣”的工作非他莫属。


他正襟危坐在讲台,手里压着一大摞学生档案,其实就是所有学生家庭的“老底”,他尖着嗓子,宣读着每个学生档案中详细记载的家庭成分、父母出身、政治立场等内容,俨然一个法官在宣读起诉书。然后由学生根据档案内容判断,并通过现场举手的方式,对该同学是否可以继续升学进行表决,表决结果总是“一边倒”,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学生,几乎是全票通过升学推荐,而那些家庭成分“高”,父母有不良背景的几乎全部被零票落选。


我当时的家庭政治背景是非常糟糕的一类,父亲历史上是国民党的军官,尚在牢狱中。其投票结果可想而知,我对此已不抱幻想。尽管我对家庭的黑色背景从不敢向党隐瞒,但日渐紧逼的政治气候,无理可讲的日常羞辱,已让我成天在哆嗦中度日,经受破帽遮颜日复一日的灵魂煎熬。但此时,我仍然感觉像一个身体有畸形的孩子被剥光了衣服一样,随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浏览和点评。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,如表现特别好,可考虑推荐”,这话听起来很温暖,可它明明就是那种制度性歧视的“遮羞布”,却又是那么冠名堂皇,天经地义合法合理,任何人都无法质疑,也绝无申辩的权利。


我两颊像火烧一般滚烫,低下的脑袋几乎没有抬起过,等待着意料中的“死刑判决”。其实,和我相同命运还有一大批,记得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,本来完全有望通过,想不到,因为父亲受过一次小的行政处分,加上主持者鸭腔鸭调的朗读,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,一个严肃的话题居然在闹剧中“流产”,结果也被零票淘汰。


讲台上居高临下的主持者,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,他只需照本宣科地发声,轻松地看着底下这些天真纯朴的“小将”们互相排挤、倾轧,一个个伤痕累累鲜血淋漓,他心头掠过一丝得意。那些“中标”和“淘汰”的学生其实都是无辜者,后来他们谁也没有得到升学的机会,历史狠狠地捉弄了这些无辜的“傻瓜”。在这种荒唐的审判面前,他们抛却了三年的同学情谊,失去了自己最起码的是非标准,成为相互攻击的打手?彼此留下伤痛的心结,甚至绵延至今,仍耿耿于怀。


从此,我无奈告别了我的升学梦,走上了另一条艰难漫长的求索之路。 


西郊机场5分钟


 那年,真的不平凡!发生了太多史无前例的故事,比如,领袖突然穿上绿军装,登上北京城楼一挥手,呼啦啦把几十万娃娃们激动得唱啊,跳啊,喊啊,笑啊,当然也还有哭!更没想到,领袖还套上了娃娃们送的红袖章,刹那间,神州大地红浪翻腾,势不可挡。果然,中央下通知、发号召了,从此红卫兵“无障碍”走遍天下,坐火车不要钱,吃饭不要钱,到处是红卫兵的“公共食堂”。这就是令全世界惊叹的,席卷中华大地达半年之久的“红卫兵大串联”。


  我总算是赶上这趟“时髦”的末班车。那已是11月了,长安街的红卫兵走了一茬又一茬,校文革终于“开闸放水”了,还破例给每个学生发了“串联补助费”。按照阶级观点定下的政策,此次发补助按“三六九等”定标准。我自然是最末一等,领了2元4角,真是感恩戴德,有比没有好。


   在县文革办公室,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,拿到一张串联介绍信。那年头,没人敢拉我入伙,我便开始了单枪匹马千里走京城的游历。一路遭遇折腾太恐怖,也太丢份,姑且不说。终于在一个夜幕时分,车停永定门终点站,广播里传来了第一声问候——“欢迎伟大领袖的客人来到首都北京”,甜美的女声,真好听!


此行最大的心愿无非是要见到伟大领袖。随着军代表领我们操练的频率越来越高,我们猜想着实现梦想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。一个冷风飕飕的凌晨,忽然通知我们紧急结合,按操练的方队排列,每人发两个馒头一个苹果,大家心知肚明,什么话也不说,便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出发了。懵懵懂懂不知走了几条路,拐了几道弯,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,天快亮时,才算到站。


听说,这是西郊机场,有点失望,为什么不去长安街呢?不过,失望很快就被欢欣鼓舞的等待淹没。无边黑压压的人头被固定在一块块方格里,在军代表的指挥带领下,背语录、喊口号、唱红歌,此伏彼又起,一浪压一浪,“来一个”“再来一个”,从日出一直闹腾到日西斜。又冷又饿,馒头冻成了白粉渣,好在还有一个苹果,“苦不苦,想想红军二万五”?大家熬着、撑着、等着,为了“红太阳”升起的那一刻。


突然,高音喇叭播出“东方红、太阳升”了,人群骚动起来了,喇叭里的人激动地说了,说了什么记不得了,大意是领袖来到我们中间了。


终于,模模糊糊的远处,有一排敞篷汽车开过来,速度很快,好像每辆车上都有穿着军大衣的人,一般高大,一般气派,都向一望无边的娃娃们招手。我拼命向前挪动,想用目光锁定我朝思暮想的“红太阳”,可我无法追赶那些一闪而过的光芒,前面有军人用手臂挽成的人墙,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心情的娃娃们,你挡着我,我推着你,“我看不着,你也看不成”!就在那么眨眼的瞬间,敞篷汽车们呼啸而过。相比8.18那天,毛泽东在城楼上检阅了6个小时,今天连6分钟也没有啊!   


日暮临近,激情风暴虽然过去,西郊机场依旧无法平静,如愿的人欢呼雀跃,但更多的人是懊恼沮丧。有些女娃娃,竟为没能见一眼朝思暮想的“红太阳”而嚎啕大哭起来。现场一片狼藉,人的排泄物到处可见,更不必说随处散落的鞋子、帽子和衣服。


 50多年过去了,我一次次在脑海里搜索,企图定格一个值得纪念、也值得炫耀的镜头,可总是填不实这片空白。看来,单骑千里走京城,折腾了24天,算是白忙乎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              

大饭堂里“真人秀”

    

全国几百万娃娃从南到北,一窝蜂都挤着上火车,那两根细细的铁轨能受得了吗?全国一大家子吃的喝的烧的,还运不运了?中央发号召了,要搞步行串联。可都是细腿小脚的,谁又能受得了?


我们几个从芜湖开始,便以船代步了,耍个小聪明,便顺利钻进东方红10号大轮船。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庞然大物,兴奋得一口气从底层窜到顶层甲板,这瞧瞧那瞅瞅,算是过了一把瘾。


 整整一天一夜昏昏沉沉的旅途,船终于开进吴淞口,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黄浦江上航行。乘船的多是些没见过市面的“老土”,蜂拥到右舷浏览外滩风景,广播上一遍遍警告“防止船体侧翻”,可就是没人理睬,倒把我吓得额头冒汗。


 我们在南京路上某机关的办公楼“驻扎”下来,外滩就在“家门口”,天天逛,也就那么回事, “一月革命”的风头正兴,可和我们实在无关,再说,我们也帮不上王洪文一班人的忙。初来时那点激动和新鲜的感觉早就荡然无存了!乏味的日子真不好打发,不过,我们的驻扎点自己却闹出了一点新鲜。


一天早餐时,大饭堂里人头攒动,围着一张桌子叽叽喳喳,桌子上站着一对男女,模样也不过20来岁,低着头,任凭七嘴八舌的嘲弄、讥讽,甚至是辱骂,却一言不敢发。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床单,上面星星点点好像有些什么痕迹。我那时也是个糊涂蛋,看了这场景不知咋回事,心里犯嘀咕“不就赖尿(尿床)了吗!怎么这么待人家”?原来我们班上也有同学老赖尿,自己不好意思,都是同学们“学雷锋”帮着晒被子的。


后来听“揭发”,才知道这两“狗男女”,大概是北方一个什么大学的学生,借串联出来搞“腐化”了,被对立派别的人“捉奸拿双”,而且还在床单上留下了“物证”,这太吸引人眼球了!索性在大饭堂开起了现场批斗会。围观的人南腔北调,嘻嘻哈哈,算是来了一下“性启蒙”。


可怜那个女青年,一张洁白秀气的娃娃脸上,挂满了委屈求助的泪水,至今还常在我眼前晃。后来,听说他俩被对立派的小将“押回”原籍批斗,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可怜啊,撞到枪口上了!   

 

欠债50年未还


 这回是走进大上海了,按老辈人说是“跑大码头了”。虽然人地生疏,好在“红卫兵战斗队”的公章都揣着兜里,别小瞧那个木头疙瘩,用巢湖一句俗语形容,“放到水里鱼都会蹦出来的”,况且已经不是单枪匹马了,心里自然多了些底气。


按照规定,步行的串联队伍可以向沿途接待站借伙食费。此时,我们的口袋都空瘪得很,决定试试运气。找到一个较偏僻的中学接待站。记不得它的名字了,只记得是“沪”字开头。地理课本上说过,“沪”就是上海的简称,所以印象深。


一张50人步行串联(其实我们同行只有5人),需要借十天伙食费的介绍信轻而易举地“炮制”成功,递进学校接待站财务室的小窗口,会计一扒拉算盘,快满200了。简直是个天文数字,我们面面相觑,不敢出大气。可是,会计说保险柜钱不够了,要等主任来。不知是真的钱不够,还是会计的“缓兵之计”?反正我们心虚了,担心事情露馅,便赶紧借坡下驴,那就暂借两天,到下站再说吧!就这样,我们从那个小窗口里拿走了25元,赶紧走人。


一人分得了5元,短时间有些开心,但终究心里忐忑,平生第一次取了“不义之财”。不过,渐渐又有些坦然了,听说后来有许多催要借款借物的信函,都找不到主,借款借物的人居然还是当年正在“牛棚”里的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和校长的名字!亏他们想得出。相比之下,我们还是比较诚实的一拨。


最近,我突然想起这笔50年的欠款,原想按当时物价折算,现在少说也得还上100倍。谁知,让在银行工作的外甥女算了算,按一年存款利率,这5元钱,50年连本带利是15元。按驴打滚的算法,也就35元多。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我做好了还债的准备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诳“书”也光荣


  鲁迅小说里那个叫孔乙己的说了一句话“窃书不能算偷”!很理直气壮,也给了我一些底气。


在我的珍品小柜里,曾有一本极普通的小书——红色塑皮的六十四开本《语录》,五十岁以上的人对它一定不陌生。   


文革风云席卷校园,文化课本自然束之高阁。课堂上先学“五一六”,再学“十六条”。但真正能“触及灵魂”的,还是要读领袖的书。 袖珍本的《语录》成为最方便实用的学习教材,人人都渴望有一本这样的“宝书”。但书店里根本“请”不到。终于,在锣鼓喧天的“喜报”声中,引来了少量计划分配的“课本”——简装本《语录》,僧多粥少如何将它们分配呢?校文革按每班五本,由革命小将自己做主,结果,我们班来了个“家庭成份”大排榜,我是黑五类子女,当然连见一见摸一摸的份都没有,但在迎接“宝书”的仪式上,却也同样为“沐浴在阳光和雨露中的幸福”而激动而高呼。只有在夜深人静孤独自处时,才会伤神失眠——为了那本朝思暮想的“宝书”。


 很快,我只身随全国大串联的浪潮来到首都北京。外国专家局——昔日苏联专家的寓所成了我们的营房。我们被编成班、排、连建制,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带队管理,当然也少不了学《语录》。刚到第二天,我便急不可耐地要去广场,让我汗颜的是我一直没有一本红塑皮的《语录》随身学习,我只好和一位解放军小战士套近乎,借来一本。


在广场上,我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,我把小红书紧贴在胸前,面对巨幅领袖像,自言自语地说着当时流行的誓言。最后,我乐滋滋地捧着小红书留了影。直到今天,每当我看着照片中邋邋遢遢的楞头小子那份喜滋滋的开心模样,我总是忍不住为自己当年那种纯洁的忠诚而感动。


那本《语录》太可爱了,我左右抚摩,实在舍不得还给小战士,便绞尽脑汁撒个谎,说小红书在广场照相时被人家抢走了。那年月,时兴“抢”黄军帽、小红书和领袖像章,是一种“你爱我也爱的革命行动”,抢的人比被抢的人还要理直气壮。小战士打量着我无比抱愧的“真诚表演”,虽懊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。


从此,那本小红书伴我多年形影相随,它给了我许多“主义”和“思想”的启蒙,在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印,许多重要论述至今我仍能够清晰地说出它的页码和内容。更让我惊讶不已的是,直到领袖逝世,我才想起小红书扉页前写下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 王××”的字样,原来,我“诳”的人竟然是警卫部队的战士。从此,我便将小红书像珍品文物一样地收藏起来,一晃快五十年了。


 某年某月,新任总书记第一站先到西柏坡重温“两个务必”。一次朋友们的聚会闲谈中,问及“两个务必”的内容,大家七嘴八声断章缺字,唯我神气十足:“请翻开《语录》第167页——‘…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’”,我的背诵令举座惊叹,大拇指翘的老高。


 其实原因简单,早年,背《语录》功夫下过了头。要是下功夫背中华诗词,现在准能上诗词大会打擂。 

  

一次未遂的“逃亡”行动

 

 此前,虽然我犹豫了很久,但最终还是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这段貌似荒唐可笑,实则伤感悲凉的岁月。顾不得伤疤被掀开瞬间的剧痛了,因为,知情的人越来越少了,能和朋友真诚聊天的机会也不多了,我不想它被湮灭在记忆里。尊重我的“同伙”朋友不愿回首过往隐痛的心情,故此他们的姓名不被提及。


当我们从文革初期的那种身临动荡、变革潮流来临前的,荷尔蒙膨胀般的狂热中逐渐清醒时,便开始犹豫起来。从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开始,文件学了,语录背了。按照“停课闹革命”的通知,我们跟风不落后,也上街扫了一通四旧,写了几张大字报,斗了几回老师,事事听指示,步步都紧跟。


结果,一次靠翻档案、查三代,再举手表决的“推荐升学”的闹剧,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踢出游戏圈,只好卷铺盖回家。谁知,两报一刊又发话,要我们返校复课闹革命。难为老师们挨家挨户动员,画了一张不能充饥的饼,给拉回了学校,逍遥派是当不成了。其实复课是幌子,课本没了,老师靠边了,谁给你上课?


我们这一伙,作为老三届初中的毕业班,加上黑五类的家庭背景,等待再拿起书本的幻想已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。那次“推荐升学”的闹剧,虽然已经“Pass”过去,但对于我们何尝不是一次“预警”。


我们几个“同病之人”,常常在老街上无聊地闲逛,听着石板上传来自己的错乱的脚步声。也常常在辗转难眠的黑夜里,躺在床上圆睁着眼睛,盯着天花板数格子,仰望天,天高无以援手,俯视地,地广无以撑腰。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接,对未来的失望和渺茫,象一只毒蝎子,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我们的心。我们时而哀声叹气,时而愤世嫉俗,时而踌躇满志,时而黯然伤神。我们在忧愁中开始喝酒,在迷茫中学会抽烟。这一切都发生在1967、1968年之交。


   “梁山是逼上的”,这话经过千锤百炼,有道理。 在无路可走,无路可退的困顿中,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一个人,想起一句话,想起一幅照片。那个人就是周恩来,那句话就是他说的“出身不由己,道路可选择”,那幅照片就是他掐着腰和一群上海女知青正在微笑地、语重心长地说着(也许说的就是这句话),地点就在新疆石河子农场。


我们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,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透亮的缝隙,“新疆”“石河子”一下子成了我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。有了这个人说的这句话,那里肯定不会有“歧视”“排挤”,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要去投奔“新疆石河子”的念头。我们自信,“只要我们有一颗红心,就会为人民立新功”。我们心中陡然升起一种“投奔延安”般的庄严和肃穆。


 主意既定,大家便紧锣密鼓地谋划。经过文革大串联,我们有了一些外出旅行的经验。我们敲定的线路是,从巢湖出发,爬“炭车”(专运煤炭的敞篷火车),到蚌埠。再买张站台票,赶一天一趟由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客车,这趟车在蚌埠要停靠的,只要挤上车就好办事。我们选定在8月出发,这是新疆最好的气候时段。一个呕心沥血而的行动计划自此出笼,我们自认为天衣无缝,那首“新疆是个好地方”的歌成天都挂在嘴边哼着。


 最后的环节最艰难,为了保证此行顺利,我们相约瞒着家人,待到了那边后再告知。但是我们需要最基本的经济支撑,起码在火车上的一个星期要能吃饱肚子,而且,到了那边未必很快得到安置。于是,我们开始分头回家找借口要点钱。


    母亲是乡村教师,自从父亲“出远门”,母亲艰难地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我是个不善于撒谎的人,经不住母亲的盘问,只好道出实情。母亲并没有责怪我,她只深深地叹了口气,说我们毕竟年轻社会阅历浅,这种盲目的选择太草率,劝我要耐心等待。还说了一通“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”的空话,可我决心已定,无论怎么劝也不回头。


最后,母亲说要去城里给我们打听一下那边的情况,再做安排。不知母亲向谁打听了,(后来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打听任何人),从县城回来后,告诉我说那边和苏联接壤,现在也控制很严。军垦农场不会随便接受外来人员,去了都会当作“盲流”遣送回来的。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我。


就这样,在母亲的眼泪和“谎言”阻拦下,我们的行动计划最终流产,其他几位“同伙”和我的际遇也大致类同。我们失去了一个可能成为新疆人、成为一名“农垦战士”的机会,须知一个“战士”的名称对于我们来说,是有多大的诱惑力啊!


此次“逃亡”未遂,给母亲带来了更深的担忧。不久,母亲把我送进县城一家私人小诊所,开始了我的一段学徒时光,岂料不到两个月便“出师”了。原来,上面有了新精神:农村的学生回乡,城市的学生插队,一雷天下响,统统当农民,全国都一样。


好像那些大城市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节奏有些磨蹭,直到1969年下半年才见分晓。而我们这儿可利索多了,1968年10月,第一批插队落户的知青就送走了,之所以这么雷厉风行,其实是急于要给“撂荒”三年的小学毕业生“腾床”“让座”。


下乡两个月后,那句接受再教育“很有必要”的伟大格言,才第一次出现在党报头条。据说,有些徘徊犹豫不愿享受“光荣”的学生,街道单位便“敲锣打鼓”上门“送光荣”。如还有“敬酒不吃”的,干脆强迁户口,断绝供粮了,终于“图穷匕首见”了。 


我倒是挺积极,唯恐不被“光荣”,终于挤进了第一批大红的光荣榜行列,这下毫不费力了。那天的欢送会开得好热烈,红旗飞扬锣鼓喧天。终于盼到了向我们“挥手”“前进”的幸福时刻,我们俨然成了即将出征前线的战士,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豪。一束喜庆的阳光,一扫早先“逃亡行动”挫折后压在心头的沉闷和委屈。


 欢送会结束,我没有追逐喧嚣的声浪,即时跟随送行的车队出发,而是独自留了下来。我心有不舍,在收容我近六年之久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徘徊,总想寻觅一点值得怀念的东西。眼前一片凋敝荒凉,教室里门窗破碎、桌椅残缺,苗圃里枯草没膝,花木憔悴。几位老员工有气无力地拖动着大扫把……


   终于,这里只剩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空旷了。  

 

 延伸阅读

 蔡善康:饥饿年代的个人体验与记忆标本 


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


 

文革记忆

米鹤都: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

米鹤都:大院的精神文化

米鹤都:记录红卫兵一代

米鹤都:老外红卫兵父亲获周恩来道歉

审查江青之兄引起的轩然大波

五月风暴:不安分年轻人的燃烧岁月

吕燕群:五七道路上的"逃兵"

孔丹谈"西纠通令"的产生和内幕

孔丹三别

董良翮去世,孔丹回忆联动往事

孔丹:回忆邓小平往事

陈小鲁北京追思活动全记录

告别陈小鲁,毁誉由人的一代传奇

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出笼记

郑克中:北大“文革”二三事

北大前校长陆平忆文革:左的人后来都很惨

王友琴: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

洪君彦:章含之文革中出轨导致婚姻破裂

陈梦家: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

吴同: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

潘公凯:血墨春秋——寻找林昭的灵魂

陈楚三: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

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回忆文革往事

王广宇:精神病人陈里宁"摇变"造反派闯将

李榕:又见聂元梓

王宗禹:1967年陈毅批斗会亲历记

王时妹:我与刘少奇三位女儿的结缘

马波:怀念耀邦

李辉:北京大学,你不应该这样做

王永魁: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的来龙去脉

陆伟国: 郭影秋的文革往事

王学泰: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

朱学勤: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

——六八年人你在哪里?

顾土:母亲长达30年的交代史

陆伟国: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

被诬要杀党人的大"右派"葛佩琦上访记

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的刘冰老人逝世

陆伟国: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之死

陆伟国: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

张宝林: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

陈原:祖母,你因何受难

尚晓援:母亲阮季,

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

王文华:文化部极"左"岁月遭遇的人和事

王友琴:文革的牛与鸡

王友琴: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之死

王友琴: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?

田小野:与王友琴面对面




记录直白的历史

讲述真实的故事

  长摁二维码  

加盟新三届

我们不想与你失联

备份永远的新三届

   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

征 稿


新三届公号向新三届朋友征集稿件

主题一:新三届人的高考之路

主题二:新三届人的大学时光

主题三:新三届人的文革经历

主题四:新三届人的上山下乡

主题五:新三届人的当兵岁月

主题六:新三届人的爱情故事

主题七:新三届中的菁英人物

主题八 新三届人的职业生涯

主题九:新三届人关注的话题

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。

投稿邮箱:1976365155@qq.com

联系人微信号:james_gz7
联系人电话:13570472704

   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

    文章有问题?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